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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留守女童积极发展态势良好，同时也存在成长困境。如何为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留守女童提供可持续性发展的支持和关怀，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作者认为，应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塑造其社会化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良好行为方式和习惯；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界限，倡导家庭性别平等并惠及女童；不断提升留守男童的积极发展能力。

■ 程绍珍 李肇敏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将“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到了战略高度。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与社会适应的异质性，有助于教育实践中更精准实施干预方案。为此，笔者及研究团队课题组在中部地区选取劳动力外流的大省河南省4个乡镇7所学校3-7年级农村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630份，并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

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与社会适应的现状与特点

区别于以往研究多聚焦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不良等消极问题，本调查基于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角度深入探究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与社会适应的现状与特点。调查发现，随着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教育生态趋于好转，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留守女童积极发展态势良好，展现了良好品格和勤劳、努力的传统美德。

其一，农村留守儿童在友爱善良、有志进取、诚信和自律、乐观坚毅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方面的优秀品格得分相比非留守儿童要好。以大于中华民族传统品格平均数加0.5个标准差设定为高发展水平，得分在平均数加减0.5个标准差内的被试命名为中间组。结果显示，高分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人数各占48.6%和40.4%；中间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人数各占 59.1 %和 39.7 % ，显示超过54%的留守儿童处于很高或较高的水平，比非留守儿童高出13.8个百分点。这表明，大部分留守儿童虽然面临父母缺席、城乡分离等不利的留守环境，但是依然有积极、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其二，农村留守女童的品格和适应能力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有志进取、诚信和自律、乐观坚毅、社会情绪与生活适应能力得分等方面，留守女童高于留守男童；以大于中华民族传统品格平均数加0.5个标准差设定为高发展水平，高分组留守女童和留守男童人数各占53.9%和46.1%；留守女童比留守男童高出7.8个百分点。

其三，农村留守女童的整体积极发展水平相比留守男童要好。以发展水平平均数加0.5个标准差设定为高发展水平，高分组留守女童和留守男童人数各占57.4%和42.6%；留守女童比留守男童高出14.8个百分点。入户调查显示大部分留守女童都具有“向阳而生”的美好愿望和心态，争先恐后参与团体活动，渴望关爱和关注，如同美丽的向阳花，“给点阳光就会灿烂绽放”。

其四，假期女童比男童承担了较多的家务和田间劳动。留守男童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人数占留守男童人数的52.6%，做自己事情人数占47.3%；留守女童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人数占留守女童人数63.4%，做自己事情占36.6.%；留守女童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比留守男童高出10.8个百分点。

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与社会适应性别差异分析与启示

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留守女童积极发展态势良好，同时也蕴含成长困境。如何为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留守女童营造健康成长氛围，为他们提供可持续性发展的支持和建设性关怀，是当下需要思考的农村教育问题。

其一，农村留守儿童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方面的优秀品质好于非留守儿童。显示大部分留守儿童在不利的诸多风险生态环境中，同样可以激发潜能和自身积极的品质，他们具有积极成长和发展的愿望和固有能力，可以成为自我发展的主导者。过分夸大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是不恰当的。要建立“减少问题”与“促进积极发展”双管齐下的留守儿童关爱新思路。

其二，留守女童的品格、社会适应能力、整体积极发展水平比男生好。可能的原因一是社会宏观环境的改变，形成促进留守女童积极发展的外界环境。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教育性别平等原则”的落实。接受中、小学教育的女孩子在校率提高，提升了农村女童教育、发展的机会和能力。其次，农村家庭对女孩子教育投资趋于增长的态势。调查发现，“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趋于瓦解；女儿成年后在照顾父母责任、亲情支持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客观上影响父母舍得为女儿的教育投资。使其在积极健康发展中发挥作用并从中平等获益；此外，个体也在自身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行动者角色。获得积极发展的留守女童能更珍惜身边多重社会资源和情境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克服环境的制约，在建构自身的生命历程中积极发展。

其三，留守女童社会适应能力得分较高也与传统性别规范有关。原因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留守期间家庭监护对男童倾向放任，使其自我行为的约束和控制能力较低，缺乏监管和约束的放任型教养方式不利于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发展，自我控制低的儿童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和适应问题；另外，与性别的生物学因素相关，男孩子更容易调皮、冲动、多动，特别是中小学阶段的男生成熟相对较晚，容易出现人际交往和适应问题。

其四，对留守女童的支持性教养方式不足及成长困境。尽管留守女童发展问题已经得到社会积极关注，但对留守女童的社会支持多为地方政府、妇联或其他社会团体发起的项目活动。在乡镇的调研和团体活动分享交流中，更多的女孩坦言，父母外出打工，地里农活、弟妹的看护和大部分家务劳动是在留守家庭监护人爷爷奶奶的支配下由女孩承担，男孩更倾向于出去玩、校外游荡、甚至迷恋网络游戏；祖辈监护对留守男孩倾向不予约束、放任、宽容，形成某种程度“管护”空档，对留守女童也难以提供实质性的关爱、支持性的教养方式，留守女童依然面临突出的成长困境。上述情况本身也透视出留守女童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格局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彻底改变，仍会在人口流动、家庭拆分模式中得到延续。

其五，行为是习得的过程，童年期的行为方式对其发展的影响可能具有长期效应。有研究对义务教育阶段不同留守经历在后天的职业发展、生活状况的动态历程追踪发现，儿童留守阶段中性别劳动分化，即留守女孩较留守男孩承担更多再生产劳动经历，会提前形塑未来性别化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如果他们对曾经的经历不能建立起合理的认知，可能导致其成年后面临融入社会的困难。因此探讨不同经历、不同养育方式对儿童成长发展的影响是值得探索的研究议题。在教育和培养过程中，应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塑造其社会化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良好行为方式和习惯；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界限，倡导家庭性别平等并惠及女童；不断提升留守男童的积极发展能力。

（程绍珍为黄河科技学院社会性别/儿童研究中心主任，李肇敏为郑州大学硕士生）

注：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20YJA840002)阶段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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