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从性别视角出发，考察与推进扶贫工作受到越来越多关注。自1995年世妇会以来，我国就开始了具有性别敏感的扶贫实践和研究，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但从性别角度出发的系统的贫困干预策略仍然缺乏，为此，本文作者呼吁除在国家制度层面纳入性别观念，将性别平等的目标制度化、主流化以外；还需要在政策落地或项目干预的过程中涉及性别敏感策略，使妇女在设计、决策、实施以及监测评估等整个过程中有实质性参与。

■ 王晓莉

随着研究和实践中对贫困认识的不断加深，收入不再是衡量贫困的唯一维度。《中共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采用了多元维度的衡量指标“两不愁、三保障”，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在扶贫工作中考虑性别因素，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贫困人口中女性占比多，提升性别敏感将助力于降低女性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即“为了妇女”的扶贫；二是扶贫工作中缺乏性别敏感，提升性别敏感有助于释放女性的生产潜力，即“依靠妇女”的扶贫。此外，女性对于减贫的贡献不仅限于生产领域，她们同时还承担再生产、照顾家庭的主要责任，对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发挥重要作用。

“贫困女性化”与相关干预实践

1978年，美国社会学家皮尔斯首次提出了“贫困女性化”的概念，指出“妇女是贫困中的最贫困者”这一命题。从群体来看，我国贫困女性群体主要有，农村失地妇女、城镇失业妇女、城乡流动妇女、未实现再就业的农转居妇女、单亲家庭女户主、工作中的低收入妇女、老年妇女及艾滋病病毒感染、气候变化灾害影响的妇女等边缘弱势群体。从特征来看，女性贫困主要体现在：一是个体层面，女性在健康、教育、就业、资源占有（如土地、信贷）、社会网络等维度的多元贫困；二是家庭层面，贫困家庭中男女贫困状况不同，家庭都并非均质联合体，妇女在资源占有、决策、分配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行动纲领》将贫困问题放在关切领域的首位, 从妇女贫困的表现和具体原因出发确定了发展战略，包括确保妇女有平等权利和机会获得经济资源，向妇女提供利用储蓄和信贷的机会。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目标1为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目标5为实现性别平等，向所有妇女和女孩赋权，实质上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的妇女贫困。

自1995年世妇会以来，我国就开始了具有性别意识的扶贫实践和研究，如妇女小额信贷项目、农村妇女参与式扶贫实践，全国妇联组织的“巾帼扶贫行动”“巾帼科技致富工程”“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等项目，以及对农村妇女骨干、妇女致富带头人和基层妇联干部的培训等。各级妇联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出连环脱贫、劳务输出、拉手结对、东西互助、扶贫车间、公益培训、消费扶贫、电商扶贫等做法。还有一些民间组织的妇女能力建设项目。

扶贫工作中依然存在性别盲点

梳理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实践中的做法目前仍停留在项目干预的层面，仍缺乏系统的从性别角度出发的干预策略。

比如，有关贫困户识别、退出的标准和程序中尚没有充分考虑性别因素，也没有分性别的贫困人口统计。妇女贫困问题被掩盖在家户为单位的均质假设下。其实，目前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精准识别已接近对贫困妇女的瞄准，但由于扶贫政策措施和实践过程缺乏性别敏感，往往未能将性别因素考虑在内，并不直接针对贫困妇女甚至不认可她们作为扶贫对象，可能会使她们失去摆脱贫困的良机，扶贫效果大大降低。

又如，当前由政府、企业和村庄共同参与建设的“扶贫车间”，往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妇女在生产、再生产、社区工作中的三重角色进行整合，为留守妇女就地就业提供了机会。但若缺乏平衡妇女三重角色的配套政策措施，则可能带来妇女双重或多重负担加重的问题。

此外，若缺乏对妇女作为扶贫对象的认可，受不可控外力影响（如疫情），农民工返乡则可能一定程度上挤占妇女的就地就业机会。进一步地，若扶贫工作者不能够认识并解决农村社会性别平等的结构性障碍，如家庭内外性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则妇女创收的福利效益可能更多流向家庭或被男性捕获。

再如，在很多生态环境脆弱的贫困地区，开展了不少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的扶贫措施，如退耕还林、禁牧还草。如果不考虑妇女与她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或牧场的关系，不去解决家庭燃料的供给乃至搬迁后的生计问题，项目就难以取得可持续的效果。

在政策实施和项目干预过程中纳入性别考量

提升扶贫工作中的性别敏感，除了呼吁在国家制度层面纳入性别观念，将性别平等的目标制度化、主流化以外，当前更重要的是，将性别敏感的策略在政策落地或项目干预的过程中涉及，使妇女在设计、决策、实施以及监测评估等整个过程中有实质性参与。

从政策文件起草开始，就将贫困妇女视为扶贫对象，一直贯穿到实践干预措施中。在设计阶段，与贫困妇女一起识别她们的需求，确保她们的需求、经验与知识被纳入考虑。比如，由妇女小组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排序，是经济收入来源少、妇女劳动负担过重、安全饮水问题、子女教育资源匮乏，还是缺少养殖技术培训等。这些问题中有的是贫困妇女的现实性性别需求，即妇女在已有的社会角色下所产生的实际需求，如妇女劳动负担过重、安全饮水问题等；也有的是她们的战略性性别需求，是由于她们的从属地位而形成的需求类型，如缺乏土地流转经营中的决策权、缺少养殖技术培训等。结合这两类需求来决定不同的扶贫策略，在具体内容中标明产出和活动是针对男人的、针对妇女的或者两者都针对的，设计客观可验证的分性别监测指标。

实施过程中，活动时间、内容和地点应根据妇女的空闲时间和受教育程度做出调整，并考虑就近举办以确保妇女参与。利用新媒体技术，基于本地知识和经验开发在线培训平台，制作学习短视频等。鼓励妇女有效参与各类农民组织，考虑为女性成员设定配额，或要求实行携带配偶的会员制和参与制，为妇女组织提供特定支持或单独的培训。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环节，为基层扶贫干部提供性别敏感度相关的培训并积极推进实施，可以借助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银行（WB）开发的社会经济和性别分析工具包（SEAGA）等，可以尝试在一个具体的干预项目中开展参与式的性别审计、分性别统计等。将性别敏感的扶贫策略在“五个一批”工程中逐步涉及，确保脱贫攻坚质量，助力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