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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1日起，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正式开启。而从今夏起，“七普”的前期试点工作、入户摸底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在这项遍及城乡的庞大工程中，700多万人口普查员走入千家万户开展普查登记，其中女性普查员占极大比重。夜晚入户、周末无休已成为她们在这段日子里的工作常态。

近日人口普查的“短表”上报已开始。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在与女普查员的接触中，发现她们都用相似的一句话打开话匣子：“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表”。在她们的讲述中，我们走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聆听本次大国点名背后的故事。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见习记者 范语晨

聂萌妹：人普指导员的担子和感动

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南池子社区党委书记聂萌妹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员，也担任此次普查的指导员。从前期的普查员培训、普查工作的社区宣传到现阶段登记上报，她既是领头人，也是一线工作者。

据她介绍，南池子社区是很有代表性的老北京居民区，外来人口不多，本地居民中老年人占较大比例。聂萌妹和同事们充分考虑不同普查对象的情况，摸索出了细化的工作方法：“我们这个社区老年人比较多，比起年轻人，登记老年人信息的时间肯定要长一些，比如说话他们可能听不清楚，需要我们语速慢一点……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运用一些技巧。”

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社区人口普查最大的压力是要同时平衡其他工作，尤其是防疫、人普双结合，两手抓。“因为疫情影响，上半年几乎所有任务都压在了下半年，所以普查以外的中心工作特别多，导致今年的普查时间紧任务重。”聂萌妹说。

担子虽重，普查员团队的工作劲头却一直很足，这也让聂萌妹感触颇深。“我们社区在整个街道里人口是比较多的，有近3000户8000多人口。我们16个普查员要负责这么多人的登记，工作量非常大。而且团队中女性较多，家里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因为白天很多居民不在家，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入户……但大家干起活儿来还是劲头挺足。”聂萌妹说，从疫情发生到现在，我们几乎都是满负荷工作，大家都很辛苦。“第一轮上报要求15号前完成，但我们要提前到11号完成，留出改错的时间和余地。”

聂萌妹的婆婆在另一个社区做书记，这次人口普查，她们是婆媳齐上阵，“有密集任务时，我们两个要同时加班，孩子只能留在家里。”陪孩子的时间很少，聂萌妹有憾却无悔。

张萌：两次人普的见证者

南池子社区另一位优秀的普查员是社区服务站站长张萌。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她曾代表北京市参加了《天天向上》人口普查特别节目。谈及扎根社区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张萌朴实地表示：“没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什么值得骄傲或者夸耀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活儿。经历了两次人口普查工作，倒是感觉自己挺幸运的。”

据介绍，第七次人口普查在数据采集方式上有许多新的变化，比如首次采用手机自主填报等电子化方式，这方便了数据采集，但也存在部分老年人操作智能手机有困难的问题，“帮助老人填报信息需要我们普查员多一点耐心，但是电子填报还是比以往的方式有优势，信息的准确性会提高，也便于传递和保存。”

设备和方式变了，繁忙工作中却有惊喜。此次人口普查中，令张萌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热心的居民：“我负责的那片，大杂院特别多，平房区住户的结构比较复杂，信息很容易混乱。有一个院儿，常住居民就两三户，挂着户口的却有20多户。里面有个居民叫琚燕华，我当时拿着住户的图下去的时候，她就说你这画得不对，特别细心地帮我一家一家核对，还拿着笔和纸帮我改图，特别热情。最后终于把户籍、居民和房间号全对上了。”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让张萌倍感温暖。

余俊青：农村人普的苦与乐

乡村是我国人口普查的另一个广袤区域。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人口流动加快，农村的人口结构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另一方面，乡村熟人社会的交往文化依然存在，因此乡村的普查工作与社区有着不同的体验。村干部是乡村人口普查最基层的组织者和排头兵，江西省九江市范镇良田村的妇女主任余俊青就是其中之一。

从今年夏末秋初开始，良田村村委会就开始响应国家号召，开展第七次人口普查宣传。“我们村委会有一个大微信群，也有分小组的微信群，我们会在群里发消息，也会在村里张贴一些人口普查的宣传页，让村民提前知晓人口普查的重要性。”余俊青介绍。

与城市较为分散、疏离的人群组成不同，村民对本村干部和普查员很熟悉，因此获取信息的过程相对顺畅。“我们乡下要比社区简单一些，大家互相都认识，所以不会担心诈骗等问题。当然，我们在宣传过程中也会提醒村民，要注意甄别普查员的身份。”余俊青还谈到了农村普查工作的一些技巧：“比如有些老人记不住自己的身份证号，我们就根据医保、社保的底册来查找他们的信息，帮助他们填报。”

虽说农村普查的信息获取比较容易，大量信息的录入却是个苦差事。余俊青说：“今年有电子填报的方式，但农村人可能不大会用，所有我们都是口头询问大家，然后统一回来登记。”

于是，三个村干部在承担其他村委工作的同时，要完成2000多人口、700多户的上报。这些日子，余俊青和几个普查员在村委会经常一起加班到半夜，赶进度的时候就吃快餐，甚至来不及吃饭，“用平板电脑和手机上报资料要格外细心，信息有一点差错或者逻辑关系对不上，都没法审核。”

袁陆仪：学校中人普的重点是信息整合

高校是大学生聚居的小社会，也是人口普查的重点区域。由于户籍管理和身份的特殊性，学校的人口普查有着特殊的工作方式，普查员也体验着不同的辛苦。

记者了解到，出于专业与人普的密切相关性，中山大学人口学专业的所有硕博士生都成了此次的校园人口普查员。博士生袁陆仪就是其中一员。

在学校招募普查员的阶段，袁陆仪的导师便对此事很上心，“导师对我们说，人口普查事关国家的基础信息、人口政策，同样也是我们专业做科研关键的底层数据，所以他鼓励我们尽量参与其中。”

高校学生基本都是学校集体户，因此学校的人口普查组织方式是集体式、大范围获取信息：先从保卫处拿到学生的户籍资料，然后从宿管拿到住宿情况资料，还包括留存在院系的部分信息，然后把这些表进行汇总，统一填报。

袁陆仪说，学校人口普查有现成的信息可以依托，但麻烦在于将多套系统中的信息进行整合：“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事儿比较简单，但后来发现，人口普查的原则是要以建筑物为单位进行登记，这意味着要弄清楚宿舍里每个人的信息。但学校里存在很多混住宿舍，一个宿舍里四个人有可能来自不同的学院，室友之间彼此对于具体的信息可能把握不准确，而学院和宿舍又不属于一个管理系统。” 袁陆仪解释说，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再去院系分别搜集信息、最终整合在一起，“还有一些未将户口迁入学校的学生，也是普查工作中需要格外关注的对象”。

与前六次人口普查相比，身份证号是第七次人口普查新增的登记项目，袁陆仪认为，这一项看似繁琐，但其实给普查工作带来了不少便利，很多信息通过身份证号的关联能够自动识别，不再需要手动录入，“从人口学专业的角度，这也反映了我国人口普查政策和工作逐渐趋于成熟和现代化”。

从城市街道、田间地头到大学校园，女普查员们不约而同地用一句话来结束与记者的谈话：“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要赶快继续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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