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四届“性别与中国社会发展：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学术论坛在南开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就“研究理路与方法论”“性别与媒介”“女性职业与职业女性”“女性与法律”等议题进行了研讨，呈现出妇女/性别史研究在史料应用、理论建构和解读方法等方面的新进展。本论坛自2016年以来已连续举办四届，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了交流科研成果的平台，也为平等对话与合作创造了条件。

■ 马晓驰 侯杰 柴斌

近日，第四届“性别与中国社会发展：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学术论坛在南开大学举行。论坛由《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及南开大学性别研究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历史学院、研究生院联合举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80余名学者就“研究理路与方法论”“性别与媒介”“女性职业与职业女性”“女性与法律”等议题进行了研讨，呈现出妇女/性别史研究在史料应用、理论建构和解读方法等方面的新进展。

海内外妇女/性别史研究经验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大陆妇女/性别史研究经过持续发展，在议题、史料和理论方法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与会者在梳理70年来中国大陆妇女/性别史研究的学术脉络的同时，重新审视海外的研究经验，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侯杰结合多年的研究经验，阐发了从社会史到社会性别史的研究进路，着重强调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人与普通女人亟待加强研究，并从研究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关系，研究方法、理论创新等方面展开解析。

作为中国古代男色文学的集大成之作，陈森所著《品花宝鉴》因其对男伶性别特质的独特建构和士伶关系的浪漫描写，而受到汉学家的广泛关注，成为西方明清男风研究的热门议题之一。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薛英杰借助西方汉学界《品花宝鉴》的研究，反思女色替代论存在的问题、性别流动性的研究方法。

北京大学博士生林漫阐释了美国当代男性史的发展脉络，指出男性史的内在仍是女性主义基调，同时分析了男性史对社会性别史领域学术生态及女性主义学术、政治目标的影响。

原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卢建荣则介绍了1937年以来中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成果，指出研究者应在破解古代社会结构性问题和近代大变革问题的基础上加强研究的贯通性和诠释力。

创新妇女/性别史研究内容和方法

近年来，学界开始“眼光向下”，女性日常生活史、社会生活史研究兴起，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

1928年马振华女士因男友汪世昌疑其非处女之身而投黄浦江自尽，马振华之死引发了报纸、杂志等媒介的讨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讲师高翔宇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马汪恋爱悲剧的发生，既关涉到五四时期知识精英聚焦的自由恋爱、男女社交公开、封建伦理、女性贞操等重要命题，同时牵连着近代中国新旧转型之际的性别文化等诸多内涵，可作为观察后五四时期女性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详加释读。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柯佳昕以抗战时期上海民间妇女团体出版的《妇女界》为例，分析了当时战时主妇的心态与生活。透过分析《妇女界》，对上海母亲们如何定义战时贤妻良母的角色，主妇们在物价飙涨下的生存策略，母职与工作夹击下的育儿困境及解决之道等进行了解读，还原了抗战中后期“孤岛”上海家庭妇女“苦闷”的日常生活。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盛之帆把《妇女杂志》放置到整个民国女性期刊的脉络上，并引入内部/外部视角来评价这一领域中两类档案作者的档案化工作。盛之帆以民国《妇女杂志》的四种数据库为例，揭示制作者对档案的建构作用，认为研究者应当看到期刊在档案化过程中因遭遇中介与转换而裹挟的权力关系。

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新式女子教育的发展，女性的主体身份日益彰显，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李净昉通过对五四时期天津公共舆论的分析，认为女性介入公共生活，在积极引导公共舆论的同时，也把其中蕴含的智力资源、组织资源等转化为实践动力，通过社会行动传播性别平等观念，建构性别平等关系，表达对关乎国族和切身利益的各种诉求。

研究者所使用的文本来源更加丰富，视觉文本的应用及研究方法为本次会议添色不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郭海文等通过对电影、小说、画报中职业女性形象和特点的梳理，解读和分析中国不同时期的女性职业的不同特点，以及电影、小说、画报中对女性职业形象的不同塑造，研究近百年来中国女性职业的嬗变，揭示了近百年来妇女解放历程的发展及女性对社会的贡献。

对传统议题的重新反思

婚姻、家庭、恋爱问题一直是研究重点，但研究者更关注性别互动中男女两性的主体性，进而得出新认识。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张淑一通过对《郑武夫人规孺子》及相关文献的考察发现，武姜对其子郑庄公有相当大的权威。“夫死从子”表述在先秦时代并不准确，母亲的权威在先秦及后世社会都普遍存在，男权话语下的制度设计和人们的社会实践有很大的出入。

五邑大学讲师冉琰杰以20世纪早期男女学生的情书为主要材料，结合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性别理论，分析近代中国爱情表达的变化。20世纪初，随着自由婚恋观的兴起，知识分子重新认识、阐释爱情观，用白话文描写露骨的爱意甚至性爱的“情书”开始涌现，情书指南的编写和出版也蔚为大观。冉琰杰认为谈情说爱的方式和语言与“现代”挂钩，折射出男女知识青年情感的个人主义的兴起。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李文健考察了1930年代婚恋事件的媒体叙事，发现1930年代，私人婚恋关系更多被展示在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媒体上，并形成了外显和内隐的多义化叙事框架。外显叙事框架多以平权为基础，展示婚恋关系中男女两性的法律关系、主体价值；内隐叙事框架多以窥私为目的，贯彻了消费和商业逻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的风靡使城市女性以欧美明星为参照，追求时髦发型，烫发开始流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曲敏君对民国初年城市女性烫发问题进行了研究。曲敏君认为由烫发引发的两性角色重构和互动，既有女性身体欲望的表达，也有男性深刻焦虑和无力感的宣泄，城市女性在发型的改变与选择中寻找着自由与独立。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雷永强集中考察了1950年婚姻法在北京工矿企业中的宣传和解读，及婚姻法实施后工人观念及行为的变迁。北京市政府在工矿企业中通过成立领导机构、利用婚姻法讲座、文艺表演、典型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对工人群体进行了1950年婚姻法的宣传教育，使北京工人的婚恋、家庭生活出现了新气象，就共和国初期北京工人婚恋生活而言，总体要求婚恋生活服务于生产建设，男性工人群体成为此次婚姻制度变革的最大受益者。

本论坛自2016年以来已连续举办四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它不仅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了交流科研成果的平台，也为平等对话与合作创造了条件，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实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