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了解“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全市妇幼保健服务、1～3岁托幼服务等问题，推动出台配套政策，完善公共服务，帮助解决家庭后顾之忧，日前，山东省济南市妇联、市妇儿工委办公室通过召开座谈会、下发调查问卷、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等方式，针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全市的生育现状进行了调研，并形成了完善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托育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需严重失衡，制约了“全面两孩”政策战略目标的实现。

　　济南市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后，出生人口明显上升。2015年、2016年、2017年济南市新出生户籍人口分别为5.55万、9.35万和8.16万。从二孩出生情况看，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出生二孩3.03万、5.72万、5.43万，二孩生育率分别占54.69%、61.19%和66.47%，呈逐年上升趋势。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高危妊娠、二胎疤痕子宫、妊娠合并症大量增加，成为影响产妇安全的重要因素。据统计，2016年高危妊娠人数3.95万，2017年高危妊娠人数3.37万。同时，高龄生育由于卵子老化，发生出生缺陷的概率增高，加之环境污染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全市出生缺陷发生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由2016年的2.03%，上升到2017年的3.16%。

　　与此同时，生育成本不断增长。当前青年夫妻生育养育子女的负担较重。调研显示，济南市妇女生育住院花费平均已超过万元。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延迟退休政策即将实施，家庭的隔代照料面临很大困难。这不仅制约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也直接影响到女性的就业与发展、家庭的生活质量。

　　在二孩政策的配套公共服务方面，0～3岁托幼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全面两孩”政策推动、生活水平和育儿理念普遍提高等因素，不断拉升民众对托幼服务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期待，3岁以下幼儿托育公共服务需求呈井喷式增长，但是0～3岁托幼服务供给严重缺乏，供需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托幼机构数量和服务严重不足。济南市3岁以下幼儿达23万，其中在园幼儿只有4000余人，在园数远远低于3岁以下幼儿数。二是民办托幼机构发展混乱无序。0～3岁托幼机构作为近几年出现的新生事物，一直处于管理的空白地带，直到2017年10月才明确下来由卫计委担任主管部门。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教育部门审批发放的办学许可证，0～3岁的托管服务不在此范畴，大多数民办托幼机构只能以早教中心、教育咨询机构、健康服务机构等形式进行工商注册，但大多从事的是托幼服务，有打擦边球的嫌疑。由于监管主体不明确，出现在托幼机构的虐童及儿童意外伤害等问题。三是托幼服务机制建设有待健全完善。适合3岁以下幼儿特点的照料和早期教育理论体系、托育服务内涵体系和标准建设体系还不成熟、不系统、不完善，工作标准、机制建设、行业标准等方面需不断改进和完善。四是托幼服务供给主体缺乏协调合作。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尚未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政府、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之间，沟通不畅、信息共享不足，“政府缺位、市场错位、社会失位”现象较为突出。五是专业托幼服务人才匮乏。目前山东省开设早教专业的高校很少，只有山东女子学院、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开设了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托幼公共服务需求。

　　济南市妇联、市妇儿工委办公室建议，在增加托幼服务供给方面，应加强顶层设计。建议政府尽快研究出台相关政策规定，解决“管什么”“如何管”的问题。建立较为完善的托育服务内涵、机构建设和准入标准，建议学习借鉴上海、南京等市的做法，尽快确定监管单位，牵头研究出台托幼机构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引导托幼机构规范有序发展。要建立以卫计委为主管部门，教育、民政、人社、财政、公安、安监、食品药品监管、妇联、工会等部门共同参与工作机制，实施0～3岁人口信息共享机制，针对需求开展0～3岁儿童托幼服务相关工作。同时，要健全监管监评体系，加强对早教机构、民办幼儿园、个人或家庭托幼中心等托幼机构的监督、检查工作。同时，培育托幼人才，鼓励省属高校、民办高校开设相关专业，设立研究基地，加快培养0～3岁婴幼儿照料和儿童早期教育专业化人才，优化托幼服务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为构建公共托幼服务体系提供人才保障。

　　济南市妇联、市妇儿工委办公室还建议，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探索建设符合济南实际的托幼机构和运营模式，开展先行先试工作，在此基础上，逐步拓展完善、全面推开。在区域上，可设立社区、企业、家庭等托幼机构；在方式上，可采取全日托、半日托、钟点托等形式；在满足需求上，可建立高档、中档和普通档等类别。作为市妇联，可发挥阳光大姐品牌优势，采取与社区合作经营、财政给予适当经费补贴的方式，以租赁家庭住房或社区富余住房为据点，开设0～3岁托幼机构试点工作，不断总结经验、规范标准，以点带面、适时推广，进而推动济南市托幼服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