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将社会性别理论纳入女性服饰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女性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两性权力的不平衡导致符合男权审美的服饰文化的产生，女性往往处于被凝视的地位。同时，服饰作为一种性别与文化现象，也随着社会性别关系的发展而变化。本文作者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女性服饰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并指出了用社会性别视角评介服饰文化的重要意义。

　　将社会性别理论纳入女性服饰文化研究，是当代女性文化研究的新趋势。既有服饰文化研究主要是基于文化、经济、战争、政治、艺术等视角，忽视了社会性别制度对两性间权力关系分配的影响。而将社会性别纳入服饰文化研究有助于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从性别视角探讨女性与服饰关系的四个关注点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服饰文化研究正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不少学者已经在该领域有所建树，这为社会性别与服饰文化研究提供了借鉴。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服饰文化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

　　首先，性别视角下对西方女性服饰变迁的反思。在西方，古希腊女性从“女神”与“女人”的转化，使服饰由早期的裸露、大气转向保守端庄。古罗马时期，社会性别关系被凸显，服饰作为两性关系的体现被强化。中世纪女性在神权、父权和夫权的规训下，被认为是不洁和卑下的性别，其服饰也呈现出宗教性特征，女性自身的体验被遮蔽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女性成为“美丽”的性别。女性服装结构出现了质的变化，紧身胸和裙撑表现出胸、腰、臀三位一体的女性生理性别特征。但整个社会文化仍旧是以父权和夫权为中心的，他们对女性的欣赏和宽容仍旧带着玩弄和功利的态度。近代社会，西方女性开始觉醒，冲破母亲和妻子角色的桎梏，走出家庭的狭小空间，寻找新的角色体验，传统的性别体制在女性自觉的过程中遭遇挑战，而服饰成为女性扮演新角色，反抗性别统治的有力工具。

　　其次，服饰体现了传统礼教与女性个人情欲的对立关系。汉代女性服饰从文化内涵和审美上都具有较强的楚文化和江汉文化趣味，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开放，显示了楚人浪漫自由的精神气质。发轫于宋代盛于明清的缠足文化催生的三寸金莲及古代女性的弓鞋是一种带有强烈性趣味的服饰。缠足在它的极盛时期，是女人成功的阶梯，因此，对于由男性塑造的这种扭曲的足部审美，女性不仅自觉地成为被享用的对象，并主动地、竞赛般地参与到这种异化的审美构建中。究其原因，女性话语权和主体意识的缺失成为这种畸形审美的温床。古代女性内衣不仅有实用功能，其审美价值和情色功能在传统社会性别体制的建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贬抑女性地位的作用。

　　再次，女性服饰也是女性族群与身份表达的载体。少数民族服饰往往是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亚族群的文化符号，代表着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比如，彝族少女成年时要举行神秘的“换裙”仪式，仪式之前，彝族少女穿的是红白两色的童裙，梳的是独辫，耳朵上挂的是穿耳线。“换裙”仪式举行之后，就要穿上中段为黑蓝色的三接拖地长裙，原先的独辫要改梳成双辫，并要戴上绣花头帕，挂上耳坠，这标志着该女子成年，可以自由地结交异性并正常地进入社会生活。民族服饰同时也蕴含着两性性别差异和两性关系的文化密码。例如，西江苗族男性的“自我客体化”和女性的“主位化”的变化趋势也在打破传统服饰中男女性别服饰均衡的文化规则,构建出族群服饰性别不均衡的模式。在这种不对等的性别权力关系下,服饰作为族群认同的文化符号被固定到女人身上,让女人承载起族群文化传承的重任。不同民族地区女性长袍和面纱等服饰中亦蕴藏着遮蔽与显露的情色艺术，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女性处于被凝视的弱势地位。

　　最后，现代社会女性服饰与时尚文化息息相关。裸露的服饰文化就是被制造出来的一种时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时尚只是一种象征符号，本质是促进消费，它体现了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因此从性别视角分析消费时代裸露、内衣外穿、黑丝袜和高跟鞋等时尚文化的审美取向，以及两性对裸露着装的不同认知及其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并探讨所反映的女性自觉、对男权社会的挑战和博弈，从而揭示现代女性在服饰与两性道德、两性权力平衡中所呈现的反叛与妥协，抗争与顺从的复杂心理。

　　将性别视角纳入女性服饰文化评价体系的意义

　　从上述研究关注点我们可以看到，将社会性别纳入女性服饰文化评价体系有助于研究的多元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从两性的权力关系变化上探讨女性服饰的形成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性别研究学者琼·斯科特强调“社会性别是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分子,是基于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之上的；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同权力的观念和权力的构成牵连在一起”。已有的研究表明权力的分配经常以社会性别观念为参照。服饰是作为性别直观显现的一个重要符码。它是一种身体符号，同时也是表达权力的一个重要载体或途径，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服饰文化的构成都显性或隐性的受到社会性别关系的制约，因此，从两性权力关系变化出发，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诸多显著的女性服饰文化现象。

　　其次，有利于了解特定语境下女性如何塑造自身性别角色。把社会性别纳入女性服饰文化的评价体系，使我们能历史的、具体的、深入全面地了解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载体的女性服饰的意义与构成。尤其是女性在社会性别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作为服饰的主体所表现的服饰行为特征及身体语言，以及在维护和延续这种不平衡的性别体制中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再次，有利于对当代女性服饰文化理论研究的补充。这种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服饰研究局限性，拓展了服饰文化研究的视域。从历史的维度纵横向考察女性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的服饰文化活动及构成特征，对中西方女性如何主动或消极地参与服饰文化的建构进行实证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在人类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格局中，社会性别体制对中西方女性社会地位、人格与审美的影响力及其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女性在服饰文化建构中总是处于一种自觉与不自觉交替进行的状态，性别权力的不均衡导致女性在权力分配上呈现弱势状态，女性在试图改变这种状态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种种服饰现象，并作为身体符号被强化。同时，服饰作为一种遮盖与显现的游戏，也随着社会性别的发展而变化。这些文化现象还有待于深入探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