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正向我们走来。新的一年，性别研究将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性别研究者会有哪些新关切？学者们对《新女学周刊》又有哪些新期望？新年伊始，本刊特邀四位不同领域、不同性别的专家，诠释当下性别研究需要探索的新规律，需要回应的新需求及性别研究应如何引领性别平等新实践。

　　推进性别研究本土化、行动化、议题化、生活化

　　王金玲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018年，与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新进程相伴随，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新态势中，在已有研究和行动的基础上，我期待并认为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将在研究理论、研究目标、研究范式、研究视角上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加快学科化进程，加大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扩展国际影响力，使妇女/性别研究成为“中国形象”“中国声音”和“中国力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体而言，这些变化主要有如下表现。

　　第一，研究理论的本土化。近30年来，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更多的是借鉴西方理论，而事实上，无论是研究和行动，国内已有诸多的经验、理论和概念。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以此为契机，我们有必要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40年的经验、中国妇女/性别研究40年的成果进行知识化和学科化的总结与提炼，进而形成相关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理论”，进入知识传播和传承体系，发挥自己应有的理论作用。

　　第二，研究目标的行动化。行动化是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的一大特征，《中国妇女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我于1986年在国内首次提出包括建立妇女生育基金在内的有关社会应为妇女生育抚育承担责任的文章就发表在《中国妇女报》上。经各界努力，这一建议后来成为相应的国家政策。在新的一年，随着研究者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和对社会认知的深化，以实践-行动为目标的对策性研究将有所增加，而相关对策的可行性和实操性也将不断增大。

　　第三，研究范式的议题化。“问题化”是30余年来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的基本范式。这一范式的最大好处是在司空见惯的常态中发现问题所在，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如家庭暴力的被认知和定义，并由此出台和实施了反家庭暴力法。而这一范式的最大不足是研究者更多地关注问题，轻视乃至忽视了对妇女在社会发展及日常生活中的能动性的研究，难以更全面地及时发现、深入发掘妇女作为主体的经验和知识，难以准确把握妇女生存与发展的总态势和趋势。认识到这一不足，在新的一年，妇女/性别研究的范式将出现由“问题化”向“议题化”的转变，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中的各种议题而不仅仅是问题将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四，研究视角的生活化。纵观近30余年来已有的妇女/性别研究，社会重大事件、国家政策等是研究者主要的研究视角或切入点，而事实上，人们的生活更多的是一种日常生活，对妇女及其他性别群体的日常生活进行分析研究，探索日常生活中的性别结构/格局、性别作用/功能、性别冲突与调适及性别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等当是更具基础性和重要性的。因此，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叙事，是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视角应实现的一种转型。

　　以本土化、行动化、议题化、生活化这“四化”为动力，推进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是我的期待，也是妇女/性别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希望通过这“四化”，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发出“中国声音”；在社会建设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妇女的主体性作用和能动性得到更多的展示和肯定；妇女/性别研究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更多的贡献。

　　学术界公认的有关一门学科是否建立的主要指标之一，是它是否有一个本学科专门的学术刊物以及所刊发文章的质量。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妇女报》不仅从创刊之始就关注妇女/性别研究，而且还于2012年创办了《新女学周刊》，它与《妇女研究论丛》等学术期刊一起，为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的推进和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经济学领域拓展性别议题 摆脱“自说自话”

　　 宋月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我们处于一个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时代，无论生活经历还是生产方式，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剧烈转变，在这样一个时代，男女两性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同时，旧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新的挑战将接踵而至，对性别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虽然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性别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研究主题日益丰富，研究质量快速提升，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研究内容过于单一，理论创新相对缺乏。以经济学领域的性别研究为例，性别议题多集中于就业与收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但对我国就业和收入性别差距问题的阐释仍基于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缺乏立足于我国本土的反思。

　　其次，立足于公共政策的性别问题研究仍不充分。女性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个人、家庭与企业，公共政策等制度设计是女性福利和权利的根本保障。因此，性别议题的研究更需要从政策可行性和针对性出发，挖掘经济场域内性别不平等现象的社会文化、观念、制度原因，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出台，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和智力支持。

　　最后，研究性别问题的新生力量存在性别失衡，仍缺乏两性共同参与和相互交流的局面。我们分析了近十年研究性别问题的经济学硕博士论文的作者，发现绝大部分作者为女性，作为未来的学术力量和研究主力，性别研究仍缺乏两性共同参与和相互交流的局面，性别议题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将难以摆脱“自说自话”的局面，我们需要对造成这种“女性说性别”的学术现象进行反思。

　　互联网时代拓展了女性的就业渠道，并使其从新的服务模式中受益，但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性别歧视依然存在，男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并未显著缩小，无论是在经济回报上，还是在社会福利上，女性尚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和男性同样的收益。性别研究在新的一年里还应该关注不同群体女性社会福利的获得。

　　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但对女性来说如何做好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急需全面的社会政策和公共资源的支持；托幼服务数量和质量问题广受关注，在缺乏充足的、安全的托育和学龄前教育供给的情况下，女性的发展问题更值得研究；分不同群体来看，最应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是贫困女性，尤其是生态脆弱地区、贫困农村的女性发展问题应被更多的研究者所关心。

　　新的一年，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关注性别问题、接纳性别平等理念、应用性别研究方法，做出更深入的性别分析，产出更高质量的性别研究成果。

　　《新女学周刊》在促进社会性别视角更广、更好、更深地融入社会热点问题、社会政策宣传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新女学周刊》能在新的一年继续深入关注女性福利，关注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特点与趋势对女性的影响，为促进我国的性别平等贡献力量和智慧。

　　性别研究需立言为新立行为实

　　冮树革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妇女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我国在经济建设、民主法治建设、科技创新、脱贫攻坚、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彰显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其中，也凝聚了中国妇女的“她力量”和“她智慧”。同时，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也为妇女事业的发展营造了更加良好的现实环境。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引领中国妇女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发挥广大妇女的“半边天”作用，实现包括女性发展在内的共同的发展理想和奋斗目标，需进一步加强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分析，坚持立言为新、立行为实，努力实现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

　　近年来，北京市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着眼智库建设，在女性创业就业、低碳家庭建设、贫困家庭救助、流动儿童教育、女企业家等女性群体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学术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进一步认识到性别研究坚持理论创新及服务实践发展的重要性。

　　首先，性别研究需突出问题意识，把握女性发展的新特征与新规律。新的一年，性别研究需要在客观研究、总结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做到直面现实，深入研究女性在教育发展、社会保障、贫困治理、创业就业等重大民生领域的权益问题。除此之外，要关注女性发展问题，继续关注女性发展权益，持续开展女性成长成才研究、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家庭政策研究、经济社会转型和大众创业时代下女性创业研究等，为发挥女性人才的人力资源价值提供参考。

　　其次，性别研究需要创新妇女发展理论，打造中国性别研究话语，持续深化对女性研究的国际经验的认识。中国性别研究特别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研究、中国特色妇女解放运动实践研究、女性社会组织建设研究、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研究、妇女权益保障机制研究、社会政策的性别分析及各女性社会群体发展研究，形成政治立场鲜明、严谨可靠的学术成果，努力使中国妇女研究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学科。同时，要在实践上发挥理论研究的先导作用，将性别研究的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女性发展的实践，为中国妇女事业发展提供新方案。

　　从最初我与德国汉学家费多丽（Doris Fischer)）教授合作完成的《国际视野和大众创业时代的中国女性创业》文章刊发在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以来，我便与《新女学周刊》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其热心读者，关注和分享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发表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也提升了本人对于妇女问题研究的认识和理解。

　　在过去的一年里，《新女学周刊》秉持问题导向和服务精神，刊发了大量具有思想深度、富有学术价值和政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性别研究者提供了交流思想的平台，对推动性别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向国内外读者展示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的重要窗口和崭新名片。希望《新女学周刊》在新的一年里，传递更多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声音，为促进妇女事业全面、公平、包容和均衡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应重视女性群体的发展不平衡

　　王立波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2018年，我们已经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国正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在这个宏伟目标面前，女性研究如何回应时代召唤，值得性别研究者及性别平等推动者深思。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历程中，中国高层级职业女性比例越来越高，女性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高等教育中的女学生比例等指标都走到了世界前列，中国女性具有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性别研究与性别平等实践也仍然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处理好如下问题。

　　第一，性别研究要重视不同女性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是性别研究不可忽视的基本出发点。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城乡差异以及高速发展带来的传统到现代的快速社会变迁，造成了中国在同一个历史时空中，要同时面对发达国家在多个历史时期、多个发展阶段曾经出现过的现象和问题。放眼世界，欧洲发达国家总体上都人少地小，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发达的移民国家则地广人稀，社会整合程度相对较高。中国面对的问题则更加复杂，性别研究要关注的内容也往往包含着传统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问题的重叠和并列，因此性别研究的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地区往往会有不同内涵，所关注的对象也不同，这是性别研究不可忽视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关注女性如何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实现良性发展，也是性别研究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鼓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为性别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对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的关注相对欠缺。“向上向善，孝老爱亲”，不仅倡导传统的人际交往准则，更引导关注社会道德的现实研究取向。过去，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对物质发展的关注往往超过了对情感生活的关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思考如何使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更加“善”，更加“亲”。具体到性别研究中，要观照女性如何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实现良性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性别研究的重要目标。

　　第三，关注家庭中的女性是性别研究从抽象到具体的有效路径。党的十九大也提出，弘扬传统文化要从“家庭做起，从娃娃做起”。朴实无华的语言再次阐释了家庭的重要性。相比较于集体主义时期对公领域的强调，对家庭的强调要求重视女性在私领域中的发展。家庭是注重亲密关系的私领域。家庭关系无序、家庭教育缺失已成为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强调“从家庭做起”就是要关注家庭的社会功能，更是要关注家庭角色、家庭关系中的女性。无论是职场女性还是家庭主妇都不能回避家庭中的婆媳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问题。“从娃娃做起”不仅是对亲子关系的强调，更是家庭关系的示范，是大部分女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关注家庭，关注家庭中的女性，也是性别研究从抽象到具体的有效路径。

　　在过去的2017年，以《新女学周刊》为平台，大量性别研究者为性别研究贡献了真知灼见。相信新的一年，《新女学周刊》将会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学术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