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传统与变革：跨学科视野下的家庭与家庭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大学举行，来自多学科领域的近百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转型期中国家庭所面临的风险及所需要的政策支持进行学术对话。学者们一致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家庭在化解社会矛盾、承担社会风险中的功能被不断强化，同时个体家庭也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需要更多公共政策的支持。

　　近日，“传统与变革：跨学科视野下的家庭与家庭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宁波大学法学院、法制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中心承办，来自社会学、人口学、法学、女性学等领域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家庭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一次跨学科的学术对话。

　　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的家庭在化解社会矛盾、承担社会风险中的功能被不断强化，而随着现实生活中家庭的结构、数量以及组成方式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个体家庭却又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需要更多公共政策的支持。

　　人口转变背景下家庭风险从隐形走向显性

　　在人口转变背景下，中国家庭普遍呈现出小型化、核心化特征，家庭成员的不可替代性、家庭功能的不稳定性以及居住方式的分离等因素使一部分家庭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生活环境下陷入脆弱处境，导致中国家庭整体走向失稳趋势，家庭对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的社会需求不断加大。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认为，家庭一直是不同学科关注的焦点，不同学科对家庭功能研究具有一些共性。首先，价值判断一致。无论在家庭微观层面，还是宏观社会结构层面，都承认家庭功能对个人健康成长和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工具意义明显。不同学科都注意到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功能普遍弱化的趋势，并以此为分析视角来探讨弱化的家庭功能对特定家庭类型、特定人群的负面影响。最后，强调政府责任。在如何有效应对家庭功能弱化方面，构建社会支持和公共政策成为不同学科研究的共识。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吴愈晓一直关注社会不平等领域研究，他认为，家庭结构对个体地位获得的影响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不容忽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离婚率呈快速上升趋势，祖辈和孙辈共同生活的“隔代家庭”比例逐年提高，夫妇一方或双方在子女养育过程中的缺席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通过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研究，吴愈晓发现，目前有近40%的初中生与父母一方或双方分开居住，而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家庭，父母双方或一方与孩子分开居住的可能性越大，而且非双亲家庭的孩子的发展显著落后于双亲家庭的孩子。他建议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认真对待家庭结构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要通过政策支持促进社会流动，抑制父母与子女分居的增长趋势，减少非离婚因素导致的亲子分离，避免不平等或贫困的代际再生产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两极分化。

　　流动人口婚姻与家庭受到最大挑战

　　研讨会上，人口流动给家庭带来的变化受到较高关注，尤其是流动的农民工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备受与会者的关注。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汶蓉以上海的抽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婚恋观念、行为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与沪籍新生代相比，未婚同居比例、再婚比例都更高，恋爱次数更多、初恋年龄更低。同时，与户籍同龄人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未成年人性行为的接受度更高。该调查还显示，同等条件下，父母教育水平越高，子女的恋爱次数越少，初恋年龄越小；父母收入水平越高，子女恋爱次数越多，初恋年龄越大。这表明，一方面，那些在家里得不到尊重、被爱和情感满足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容易在寻求情感补偿的心理需求下更早地离开原生家庭，发生早恋行为。另一方面，父母经济、教育资源不足导致对子女生活缺乏掌控和支持能力，子女更早地发生恋爱、未婚同居行为。刘汶蓉认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流动人口家庭，由于子女过早地恋爱、同居、生育，容易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和底层的阶层身份再造。国家和政府决策需要从反贫困的战略视角出发，加强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婚恋和生殖健康的干预和服务。

　　同样引起与会者关注的还有另一类流动人口——跨国独生子女家庭。刚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屠梦薇研究发现，“80后”“90后”成年独生子女离开父母远赴西方国家继续高等教育的现象有增无减，而且这些留学生绝大多数受父母资助。目前，这些跨国家庭仍处于物质资源从父母流向子女的阶段。这样的模式给独生子女移民提供了海外事业发展优势，但也给两代人带来了心理上的矛盾和对未来的迷惘。子女比父母表现出更强烈的对“孝”观念的维护，因为不能“尽孝”，甚至动摇定居海外的决心。父母则一方面希望子女继续在海外的优越生活，另一方面也因目前单方向的家庭资源流向感到对自己“不公平”。这反映出传统家庭关系在更为富裕的物质和更开放的国际空间中进化出更加多样化的可能性。

　　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生育话题引热议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家庭在养育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同样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热点。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钟晓慧关注中国城市家庭隔代抚养模式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通过在2015年~2016年对广州中产家庭两代人的深度访谈，特别是对负责照顾儿童的（外）祖母的访谈发现，面对隔代抚养，老人都将带孩子看作是一份“工作”，其中包含大量付出，要承受很高的责任期待，也容易陷入家庭矛盾。祖辈希望带完“一孩”后，有更加自由轻松的晚年生活期，普遍不愿意再带“二孩”。而祖辈不承诺照顾“二孩”，对年轻父母的“二孩”生育意愿形成掣肘。钟晓慧进而指出，祖母们的贡献，曾经缓解了“一孩”政策下普惠型儿童服务缺失对双职工夫妻带来的照顾压力，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这种压力随着老人的撤出而集中显现出来,影响了新政实施效果。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普惠型儿童照顾政策，增加对家庭的支持，尤其注意对祖辈的支持，缓解老年照顾者的压力，以激励“二孩”生育意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晶也认为，社会应该为代际互助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基于当下隔代照料类型的差异，王晶提出了“候鸟型照料”和“留守型照料”两种过渡形态的照料模式，前一种照料模式以老年流动为前提；后一种照料模式是以儿童留守为前提。两种照料模式都是基于节约家庭抚育成本的策略安排。王晶利用2015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候鸟型”照料模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青年夫妇生育“二孩”的意愿，但其强度和稳定性低于“长期共居型”的照料。据此，王晶指出，逐渐完善“候鸟型”老年群体的福利安排，对“二孩”生育问题也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与会专家强调， 国家应结合当下的全面两孩政策，及时出台相关的家庭配套措施，借助人口政策调整契机，以相应的家庭公共政策从宏观上引导家庭功能的再强化，增强“家庭发展能力”，促进家庭价值重归。同时推进家庭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尽全力预防、降低家庭风险突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