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女性的市场参与率会重新提高吗？本文作者认为，虽然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但积极因素不可忽视。研究发现，东部6省市20岁~29岁女性近年来的市场参与程度有轻微提升，这是一个重要迹象；另一个重要事实为女性受教育水平持续提高，这个因素也会成为未来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的重要贡献因素。

　　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女性的市场参与率会重新提高吗？笔者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提高女性市场参与率的可能性

　　研究发现，东部6省市20岁~29岁女性在2000年~2005年期间的市场参与程度有轻微提升，这是一个重要迹象。另一个重要事实为女性受教育水平持续提高。高校扩招以来，年轻队列中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甚至超过了男性。这是预测未来女性市场参与和家庭劳动变化的重要因素。我们考察了1982年~2005年期间，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群体市场参与变化情况，发现相对于未婚女性，改革开放先行地区有配偶女性的市场参与率一直在稳定提高。这意味着，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会给接受了更高教育的女性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从而吸引她们更多地参与市场，而不是进入家庭。这个因素，也会成为未来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的重要贡献因素。

　　然而，接受了大学教育的女性，在抚养孩子时，需要更多的社会服务或家庭内其他成员的支持。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20岁~49岁的已婚妇女对3岁以下婴幼儿照料模式为：“大专及以上”群体中，“本人或配偶”照料的只有23.7%；在“中专及以下”群体中，“本人或配偶”照料者则达到62.2%。

　　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出，伴随着工资水平的长期持续提高，劳动者的周工作时间一直在持续减少，这可以视为收入效应在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表现——收入增长使劳动者偏好更多的闲暇和家庭内劳动。中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变化，也遵循了同样的演进路径。

　　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变化受到教育年限延长和退休年龄选择的影响，但主要决定于代理人在“市场-家庭”选择上的此消彼长。女性市场参与率下降是环境变化和家庭内偏好调整的结果，作者推测，它不会无限期地下降，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女性，市场参与程度一直在提升，这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另一方面，有配偶女性在“市场-家庭”中重新配置劳动时间，是建立在家庭决策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不能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就认为女性的就业地位恶化，也不能轻易得出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结论。

　　调整是需要时间的，东部发达地区，到2000年，已婚女性在“市场-家庭”间的调整，已经基本完成，2000年~2005年，不再发生已婚女性由市场向家庭的转移。但在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2000年~2005年还处在调整的过程中。由于缺少2010年及更新的微观数据，尚难判断是否已经调整结束。

　　没有人见过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当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工资继续提高，供给曲线开始递减，这个曲线是线性的吗？是单调递减吗？还是收敛于某个常数？比如，发达国家的周工作时间稳定在35小时左右。中国的经验证据显示，女性参与市场的比例不会无限下降，似乎遵循着一种类似“自然失业率”的统计规律：中国的下降与发达国家的上升，似乎会在某个区域，比如60%~70%之间，稳定下来。

　　对相关政策的思考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政策或社会含义方面的扩展：

　　第一，女性市场参与率下降，并不是如一些人担心的性别歧视加重，而是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在改变了的内外部环境下，以家庭为决策单元，重新选择的结果。

　　第二，面对人口红利消失，一些学者希望通过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来缓解城镇劳动力短缺，这个建议符合逻辑，但女性投入家庭劳动而引起市场参与减少，是一个理性选择的结果。要想提高女性的市场参与率以增加劳动供给，需要在家务劳动社会化方面，增加供给并改进质量，实现对家庭内劳动的有效替代，包括提供更长的带薪产假，增加婴幼儿照看方面的社会服务等。

　　第三，女性照顾家庭，大龄劳动年龄人口照顾处于婴幼儿阶段的孙辈，仍然是中国家庭内分工的主要模式，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更加依赖父母帮助来照看婴幼儿。如果强制延长退休年龄，尽管短期可能会增加一部分大龄劳动者，在长期却减少了出生人口：一些城镇年轻夫妇因为缺少来自父母对婴幼儿照料的帮助，会选择不生育或减少孩子数量。这会进一步降低总和生育率，减少长期的劳动力供给。为了提高年轻妈妈的市场参与率，又要鼓励她们生养孩子，增加社会照料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就是必然选择，如便利、安全、纳入政府幼教管理体系的托儿所、幼儿园等。受教育水平高的女性，对婴幼儿照料的公共服务有更大的需求。

　　第四，对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化，要在综合考虑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慎重推进。近年来，面对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升，各级政府都在顺势推进劳动力市场正规化：除了持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要求雇主与劳动者签订稳定的书面劳动合同，为劳动者提供“五险一金”。这会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弹性，破坏掉那些灵活就业岗位。这些岗位更适合一些从事半日制工作的女性。政府推进正规化的过程，可能人为降低了女性的市场参与率。而技术进步正在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给女性更灵活地参与市场带来了希望：利用互联网开发出更多在家工作的岗位。

　　第五，1999年以来的高校扩招使女性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受过更高教育的女性有更高的市场参与，这是提高未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重要因素。

　　第六，1978年以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从业者从9500万增加到3.93亿人，总体上说来，是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城镇新增劳动力数量已经在下降，如果仍能保持经济增长和工资水平持续提高，收入效应将会在整体上占主导地位，有配偶女性的市场退出数量会更多，进一步减少劳动力供给。进入城镇并长期定居下来的农村迁移者，对“市场-家庭”的选择，会和城镇本地人口趋同。

　　本文旨在分析提高女性市场参与率面临的制约因素，寻找突破这些障碍的办法。提高女性市场参与率的积极因素和阻碍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本文对过去30年来女性劳动年龄人口的市场参与变化只是做了一个解释，结论仍然是建议性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