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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没有憧憬
——一个德国女教师眼中的巴勒斯坦女童
2003-04-10

一些代表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听取发言
 
　　“全世界的青少年都有对自己未来美妙的憧憬。可我没有，因为我生活在耶路撒冷。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我的生活无聊之极。”这段话是阿米拉写的，她是我的学生，是巴勒斯坦人。她是在读了反映德国青少年生活的德文教材后，写下了上面这段话。我的另外一个17岁的学生库露达写道：“我们的生活不同，我们的梦想也不同，一切都不同。我们梦想的是巴勒斯坦的自由。如果我们的国家自由了，我们就能像世界上其他的青少年那样生活，而不是生活在一个监牢里。 

　　阿米拉和库露达还算幸运，她们还能上学。可在拉玛拉和贝特勒姆，孩子们已无法上学。但即使这样，我们这所位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女校也不能正常工作，每天早上都得重新安排一天的课程。因为每天早上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哪些老师能安然地从西岸来到耶路撒冷？今天能上几节课？有的时候，我们的校长嬷嬷会走到检查口，去和以色列的士兵谈判，好让他们给老师们放行。有时，她能说服他们，有时则不能。女学生们一般都能通过检查口，但常常会迟到。她们要来上学，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维持正常生活的惟一可能。在一个充满威胁和暴力的大海里，学校是拯救她们的孤岛，是逃脱家庭的惟一地点。女学生塔哈妮写道：“封锁是可怕的。要死那么多人是可怕的。但我必须整天呆在家里，帮母亲干家务，这也很可怕。我恨家务，我不愿意当家庭妇女。”而拉莎在作文里写的是：“我很年轻，但同时我又很老。” 

　　依达小姐是我的一个同事，她住在北特牙拉。几个月来，她经历了无数的暴力事件。她家的房子被炸，她父亲的汽车被炸成碎片。几周来，她为了来上班，每天都要受很多罪。离上课还有两个小时，她就必须开车上路。在正常的情况下，只需要20分钟就能到耶路撒冷。现在她必须先打听，哪个检查口是开放的。然后，她就在边境排队，等着。如果运气好，她只需要等一小时，等候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以色列士兵的情绪。我问她：“你坐在车里干什么？”“我在祈祷，我也批改作业。”“面对这样的侮辱，难道你就不愤怒吗？”“我不恨犹太人，我只是恨他们的政策。我也为那些以色列的士兵祈祷，他们是些不用脑子的孩子……”10年级的拉玛给我讲述了她16年的生活。她父亲是一个医生，他曾多年被关在以色列的监狱里。她的母亲是一个教社会学的老师，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有一次，她试图带着拉玛去探监，好让她丈夫看一眼从没见过的女儿，但警卫不让她们进去。拉玛4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但拉玛并不恨犹太人，她恨的是人们相互残杀。“当我在电视里看到孩子们被炸得血肉横飞时，我就会哭，我根本不会考虑这些孩子是巴勒斯坦人还是犹太人。　

　　莎拉给我讲过她女友的一个22岁儿子的故事。她女友的儿子患有白血病，整整治疗了两年，做过骨髓移植和化疗。终于他的情况有了些好转。医生对他说：“下个周末，你可以出去转转，过一个幸福的夜晚。”他出去了，迈开他新生活的第一步，但就在那天晚上他遇到了炸弹爆炸，死在本耶和达街上。 

　　当猛烈的爆炸就发生在我住所旁边的咖啡馆的时候，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迄今为止，我一直以为只要小心谨慎就能保护自己，至少在我住的街区我还感到安全。我还从来没有感到危险就在身旁。但从那以后，我就失去了内心的平静。我感觉到自己的软弱。　

　　这次爆炸后的第二天，我去学校，听到许多有关暴力和死亡的故事。有一个女同事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学校，以色列士兵的子弹有两次从她的头顶上飞过。她一进学校门，就崩溃了。她躺了半个小时，喝了一杯茶，才进了教室。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她说：“下周要期中考试了，我必须要来给她们上课。” 

　　就是这位年轻的女老师给我讲了她3岁侄女的事。那个孩子被机关枪的扫射声和坦克的隆隆声吓坏了，她的父母不得不骗她，说那是一场比赛，是两队人之间的一场比赛。自那以后，孩子的情绪才好转。 

　　一个以色列的老夫人在一次聚会上说道：“我们花了整整50年，去消化那场杀害犹太人的大屠杀，并同德国建立了比较正常的关系。现在我们每天的所作所为让巴勒斯坦人恨我们，这恨将何时能了？和平相处只是一个梦想，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以色列大学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补充道：“如果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的话，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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