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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心理学研究所所长 马皑 |
| 2006-0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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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市抓获变态杀人疑犯的消息（见3月5日《华商晨报》），没有带给我一丝大快人心的喜悦，相反，更多的是发自肺腑的惊悸和忧虑。和当年的黄勇案一样，如果不是最后一个孩子侥幸逃离魔掌，天知道还会有多少可怜的孩子眼泪流干、希望破灭，无助地被犯罪嫌疑人杀死。不要说这些不幸的受害者家庭，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为人父母的成年人，每一个在社会上奉公守法的公民，有谁敢去设想这些孩子临死前的情景？那么，谁来保护那些无助的孩子？
当然，保护孩子首先是父母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家庭的社会责任。教育孩子奉公守法，要求孩子遵守学校的规定，都是在实质上通过孩子对规范的服从实现自我的保护。不错，我们可以在家庭中约束孩子，保护孩子，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我们无法压制他们好奇多动的天性，无法阻止他们对新鲜事物的探究，也就不可能割裂他们和社会的联系。如果说家庭是孩子的家，那么社会就是我们共同的家。
但是在有些司法机关那里却表现了对生命不应有的漠视。和过去曾经发生的杨新海案、黄勇案、宫润伯案等连环杀人案相似，在20多个孩子失踪后，所有的家庭都会首先想到报案。
但当地警方只关注已经发生的失踪案，没有确定的损害和现实的危机他们往往无从下手。说白了，只要家长无法提供真实的证据，孩子失踪后的生死警方似乎都没有负起直接的责任。没有责任或只负有道义责任的结果必定是对犯罪的放纵，罪犯的穷凶极恶、侥幸心理都来自每一起案件之后公安机关的消极反应。
倘若在发现几个孩子非正常失踪的时候，有关部门能够真的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哪怕能够从自己也是父母的角度出发，以认真的态度去关心一下失踪孩子的生死，结果不会是今天这样。
所有的失踪案件都发生在网吧，这是我们执法部门关注的重点。法律明确规定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可惨剧还是发生了，我不禁又想问，哪些明知故犯的网吧的经营者，到底是哪来的勇气？我们还想知道，那些负有行政执法使命，负有对网吧进行监督责任的部门，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在履行他们的职责？
社会的和谐不仅在于经济发展和分配的公平，和谐的标准还有公民的安全感。即使生活再富裕，如果生存在惊恐当中，所谓和谐必然大打折扣。在这一点上，肩负保护孩子责任的，是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负有保一方平安之责的执法者。一个社会最可怕的不是违法者的穷凶极恶，而是执法者的消极、被动乃至无能。在执法者心中真正树立“人命大于天”的执法伦理，树立对生命的敏感，看来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新京报》2006年3月4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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